赖肖尔 | 作为外交官光彩照人，作为学者洞见深刻
赖肖尔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外交家。
赖肖尔出生于东京，求学哈佛，战后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为美国“知日派”元老，与费正清一同奠定哈佛东亚研究。
作为学者，“赖肖尔的日本史”视角独特，邃密深沉，见解新颖，完全摆脱了西方史学理论的羁縻，彰显出作者作为史学家的非凡的洞察力与超强的理论建构能力。
赖肖尔自传《我的两个祖国》
作为外交家，在二战后日本民众普遍充满对美国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的情况下，赖肖尔赴任日本，在长达将近六年的大使任期内，折冲樽俎，化解了日美关系中许多死结，使曾经的敌国变为盟国，为日美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伙伴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在赖肖尔自传《我的两个祖国》里，赖肖尔用他的生花之笔描绘了孩提时代在日本的生活和后来在欧洲、中国、日本的游学经历以及哈佛的求学生活。
《我的两个祖国》译后记
文 | 刘克申
20世纪渐行渐远，时间的流淌无情地冲刷着人们的记忆。许多既往的人与事，不管在当时是多么地声名显赫或震天撼地，但最终都归于沉寂，悄然无息地融入历史，凝固在历史之中。
历史是流逝的岁月，岁月无情，令人怅然而又无可奈何。当然偶尔也会或因事思人，或触景生情，一些久已淡忘的往事故人会攸忽之间凸现眼前，追昔抚今，面对当今的世界，又会令人平生出几番感喟。
三年前，我访学京都。在一次聚会上，席间不知怎地谈到了赖肖尔，“赖肖尔是谁？”在座的学生一脸茫然，这些以日本文化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子竟无一人听说过这个名字，真是应了“今人不识前朝事”“前朝事往云无迹”这两句古诗。
须知1960年代，赖肖尔身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作为一名外交官，光彩照人，他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日本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然更重要的是，赖肖尔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教授，是一位包括日本学在内的东亚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家，其在学术界的影响至今不衰。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在图书馆不期然翻捡到美国哈珀·罗出版社的这部赖肖尔自传，我当下决意要把这部书译出。
就个人而言，或因某种机缘，我对赖肖尔这个人物一直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但现在想来，当时起意翻译此书，可以说同那次聚会不无关系。
不言而喻，作为东亚研究史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把赖肖尔的这部自传介绍给我国读者无论从哪一点上来讲都是完全有必要的。
关于赖肖尔的传奇人生，读者当可以通过本书的阅读了解，无须译者在此赘述。概而言之，赖肖尔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外交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套用叶理绥的话来说，巴黎是东亚研究的麦加，而美国则是一片荒原。在赖肖尔攻读博士学位的哈佛大学，他的有关日本研究的学位论文竟然找不到答辩的教授，当时美国有关日本研究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
世事有变，沧海桑田，大约到了1960年代，西方东亚研究的麦加已从当年的巴黎转移到了美国，哈佛大学亦成了西方东亚研究的重镇。
这一历史性的变迁无疑要归功于赖肖尔那一代学人，其中包括美国中国学的开创者费正清，当然还有西方东方学巨擘叶理绥，叶理绥是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
费正清
叶理绥
正是这些学术精英在那片野草丛生、荆棘遍野的荒原上不辞辛苦，经年累月地辛勤开拓，筚路蓝缕，为今日的东亚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亚学研究的谱系中，日本学（Japanolgy或Japan study）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赖肖尔是哈佛大学日本学研究的草创者和奠基人，其研究领域涉及日本历史、政治、社会等诸多学科，尤以日本史研究用力最深，最为精湛，影响也最大，被称为“赖肖尔的日本史”。
出自这位美国学者笔下的日本史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史无前例，其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赖肖尔始终认为，以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威廉·H.麦克尼尔等为代表的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史都是以西方为中心，其有失公允，并非完美。
早在1960年代，赖肖尔与费正清在哈佛共同开设“东亚文明”课程，以“东亚”取代沿用多年、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远东”，此为“东亚”一词使用之嚆矢。
由此可见，“赖肖尔日本史”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赖肖尔的日本史”视角独特，邃密深沉，见解新颖，完全摆脱了西方史学理论的羁縻，彰显出作者作为史学家的非凡的洞察力与超强的理论建构能力，这就使“赖肖尔的日本史”有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意义。
这里不能不稍用一些篇幅谈一下“赖肖尔的日本史”以助读者诸君对这位东亚学研究大家的了解。
首先，赖肖尔通过对日本历史的考察研究认识到，日本的历史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包括其邻国朝鲜和中国，其有着自己的特点。
古代日本积极地摄取中国文化，如同中国一样，日本把统一的政治制度视为高于一切，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复杂的等级制度、繁琐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都是仿效中国，到7世纪后期，日本已建成以中国律令为主体的律令制国家。
都城的建造更是仿照中国，在今日的京都，昔日长安的面影仍依稀可见。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外来文化，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找不到同样例子的。
在今日的京都，昔日长安的面影仍依稀可见
日本人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排山倒海般的影响，但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同样的状况还出现在19世纪即明治维新时期，当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入日本时，日本人同样清醒地固守着其本有的特性，没有被西化。
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赖肖尔认为，其主要是因为日本地处海岛，没有遭受过外来侵略，保持着强大的独立感，再则就是他们的语言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
语言对于维持一个民族的独立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虽然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出假名，但其不等同于汉语，他们口里说的话仍然是日语，也仍在用日语思维，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并将其同本土的文化融合，创造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
在日本文化中，虽然可以探寻、发现其同中国的渊源关系，但其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公元8世纪以后，日本曾经着力模仿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渐远离中国文化的原型。
对于这种变化，赖肖尔认为：
“也许只有在一个像日本那样孤立的岛国才能实行。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民族。”
在对日本封建制度的研究中，赖肖尔发现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日本封建制度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与9世纪到15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到12世纪，日本的发展已经远离东亚各国的发展模式，在许多基本方面反而与欧洲相似，当然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这是赖肖尔在其日本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发现。
赖肖尔把其归结为两者相似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就是部落社会和相同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这两个不同地区结合起来的结果。
但同中有异，日本的封建制度同欧洲的封建制度一样，是靠对个人的效忠维系的，但欧洲有罗马的法律为背景，领主和属民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即法律性质的关系。在日本，源于中国的制度重道德而轻法律，法律必须从属于统治者的道德观，属民被要求对领主无限的和绝对的忠诚，而不止于双方的法律契约的关系。因此政治权利的观念就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发展余地了，这是东亚国家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是构成日本人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在中国的儒学伦理关系中，对统治者的效忠是重要的，但对家庭成员的孝要超过对统治者的忠。忠君与孝道孰重孰轻，在这两个东亚国家里并非是完全相同的。
电影《七武士》剧照
在日本，对领主的效忠处于整个体系的中心位置，超过了对家庭成员的效忠。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后半叶，这一价值观念虽然经过一定的政治改造和变形，当今依然存在。
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很早就已形成的超家族集团其重要性超过了家族。这在近代就很容易转化为对国家和其他非亲属集团的效忠。封建时代形成的诸如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说至今仍是形成日本人性格的因素。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的大事件，也是日本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关于明治维新原因的探究，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赖肖尔主张要从日本内部去寻找，其根源是错综复杂的，如日本人基本为单一民族，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他们抱有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甚至江户时代后期的社会状态也对面临历史变革的国家有利，而且日本虽然处于前工业时期，其政治结构是封建的，但经济和政治制度却非常复杂且具有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国家的官僚统治无论在廉洁程度还是效率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加之此时日本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经历了锁国时期之后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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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次巨大的变革，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他们自古以来的天皇制度也能够接受这一变革。
很多历史学家把明治维新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所谓的历史规律的表现。实际上历史的过程无规律可言，它可以随意成型，热衷于寻找规律只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历史是由无数的点构成了其发展的序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只是序列中的一些点，并不带有根本性。
通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透过历史的表面，由表及里，才能解释历史最本质的东西，这也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所在。赖肖尔对明治维新的解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也体现了其作为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感。
1960年代，日本经济急速发展，成为繁荣的经济大国。对于日本的崛起，国际上称之为奇迹。但在作为历史学家的赖肖尔眼中看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不到一个半世纪内就从成熟的封建国家转变为有坚实基础、行使民主职能的国家比其蔚为奇观的经济奇迹更令人惊讶和值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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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肖尔认为，在江户时代末期结束闭关锁国、向西方开放之前，日本的政治形态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体制的基础，日本的领导人也没有想要创建一种民主制度的愿望，但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对付西方军事和经济威胁的国家，日本人从他们的历史遗产中汲取了智慧，其中有些东西也为后来的民主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激励作用。
这些历史遗产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强烈的统一意识。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既有别于欧洲国家，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其他东亚国家也都有政治上统一的传统。
首先日本人自觉地与中国区别开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所主张的追求“大和之心”和菅原道真倡导的“和魂汉才”都体现了这种意识。
历代中国王朝都把邻国看作隶属于其的藩属，中国的许多邻国如朝鲜就接受了这种对世界的看法。而日本不同，面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强大影响，日本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日本人仍然认为日本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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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更适合于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日本的统一理想，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同地方自治与阶级划分的封建现实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两者的对立造成了内部紧张的关系，在赖肖尔看来，这种日本社会内部产生的裂痕使在日本进行改革更为容易实现，也使民主观念的引进和民主实践的发展成为可能。
19世纪的日本由于受到了西方的威胁，这使得被迫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这场伟大的改革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消除封建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分裂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这样也就自然而然为民主在日本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在中国，除了改朝换代找不到国内进行重大改革的正当理由，而改朝换代不能带来体制的改革。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醉心于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学习、借鉴西方新的科学文化、技术是理所当然的，是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在这一点上态度却是相当消极甚至予以抵制，同日本形成强烈的反差，同为邻国的朝鲜则热衷于学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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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从过去的历史继承的政治遗产中还有一点就是对政府的坚定的伦理观念。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在制度的限度以内，几乎所有的行政官员（官僚）都绝对效忠于他们的上司，对他们诚实，对工作一丝不苟，用前工业化社会的标准衡量是高效率的。
行政官员的这种忠诚、效率和诚实精神有很大的连续性，并世代相传，时至今日，这也是日本政府在服务方面保持高水平的一个原因。这样一种可靠的官僚政治的存在，也为国家政治（包括民主在内）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赖肖尔在对日本人历史遗产的整理中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日本人有着长期的由集体而不是个人领导的传统。早在13世纪的镰仓时期就已出现权力分享的倾向，这从当时镰仓时期的各种议事机构和制度已体现出来。
到德川幕府时代，权力分享的情况更为明显。明治时期的领导人保持着集体领导的总机构，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日本从未出现过独裁的领导者，也没有人企图攫取这样的权力。即便被称“明治三杰”的早期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或是明治政府的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虽然地位显赫，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作为集体一员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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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军方，尤其是陆军在一个时期内主导着国家的政治，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东条英机手握重权，他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即便如此，其权力也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权力，而不是像希特勒或是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的权力，当1944年战局趋于恶化，他就乖乖辞职了。
对独裁政权，甚至对具有魅力的领导者的反感和对集体合作的强烈倾向是日本政治遗产的主要特征，无疑这也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
对日本历史的遗产，诸如江户时代后期思想的多样性、教育的普及、近代的企业家精神等，赖肖尔在其研究中也作了深刻的剖析。
赖肖尔抱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以历史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对日本的历史归纳整理，条分缕析，从中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其意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所谓的“偏见”，此偏见即主见，没有偏见，也就失去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应有的担当。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赖肖尔是个对日本历史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最好的历史学家。
赖肖尔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外交家。1960年代，赖肖尔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从学者到大使，这一角色的转化对于赖肖尔来说，是一个将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付诸实行的绝佳机会，也为其一生增添了传奇色彩。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年轻气锐，踌躇满志，他认为美国迎来了“责任与荣誉”的时刻，肯尼迪决意要在外交上开拓美国的“新边界”。对于196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曾经打动了千百万美国人，甚至连懦夫听了都会奋起。时至今日，肯尼迪的这句话还会不时被人提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典语录。
此时的赖肖尔已把其研究视角从日本史扩展到日美关系乃至美国的东亚政策，他发表了许多论著，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了处理日美关系的方策。
这一时期赖肖尔有关美国亚洲外交政策的论述观点新颖，颇有见地，受到了政界的广泛关注。也许是上天的眷顾，这位在日本出生长大并娶了日本女子为妻的美国人幸运地被肯尼迪政府遴选为驻日本大使，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驻日本的学者大使。为此赖肖尔还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当时已逐渐进入冷战时期，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日美关系也处于互不信任、极为困难的时期。
战后美国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铁腕治理下，日本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麦克阿瑟无疑是个富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在日本推行的战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书写下了一段堪称辉煌的历史。但麦克阿瑟以救世主自居，他盛气凌人，刚愎自用，随心所欲，处在战败国地位的日本人本来就对美国抱有一种极不平衡的心理，这样就更造成了对美国的误解，日本民众普遍充满对美国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是敌意。
赖肖尔赴任日本可以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长达将近六年的大使任期内，赖肖尔折冲樽俎，化解了日美关系中许多死结，最终成功解决了安保条约的修改问题，也为冲绳归还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赖肖尔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同包括在野党、群众团体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开展对话，在他认为，对话与沟通是化解矛盾、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也正是运用这一手段，赖肖尔化解了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疑虑，最终使曾经的敌国变为盟国，为日美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伙伴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赖肖尔在驻日大使的任上供职长达将近六年，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外交官像他那样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如此难以磨灭的印记，其影响波及至今。赖肖尔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与沟通化解矛盾、解决外交问题的范例，这也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富价值的外交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外交家，赖肖尔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眼光。在他任职驻日大使期间，早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就一直力主改善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开展同中国的交往。赖肖尔主张制定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在1968年2月12日上呈当时的林登·约翰逊总统，该备忘录被称为《赖肖尔备忘录》，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务院。
19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已废止多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当时身为老三届的我已在上海一家钢铁厂当了十年翻砂工，却因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得以进入大学学习。
在学期间，适逢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其时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包括日本知之甚少，能够看到有关日本的资料、书籍极其有限。“十年动乱”造成文化的饥渴实非现在的年轻一代所能想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学图书馆寻得一本新书，这就是赖肖尔的《日本人》。
这本书的阅读让我眼界大开，得以从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许多同日本相关的新鲜知识，其就像一扇打开的窗户，从那里看到了那个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东瀛岛国日本，当然也记住了赖肖尔这个名字。这就是当年一个年轻学子同赖肖尔的初次邂逅。
晦朔循环，时光如流，转瞬之间二十年过去了。2000年，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访问学者访学日本，在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一个文化课题的研究。由于初来乍到，一时找不到房子，只能暂居旅舍。
我的恩师大隅和雄教授见状颇为不安，于是同校方商量，看能否解决我的住宿问题。在他的斡旋下，我住进了已多年闭门谢客的赖肖尔馆。东京女子大学是赖肖尔父亲与新渡户稻造、安井哲等呕心沥血创办的一个教会学校，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如今已是日本的一所名牌大学。
东京女子大学
赖肖尔馆是一座漂亮的两层楼的建筑，这里是赖肖尔曾经的家，赖肖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就是从这里走出，走向了世界。多年以后，赖肖尔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成为大使以后，赖肖尔也曾多次回到过这里，旧情难舍，这幢墙面斑驳，古色苍然的老房子承载了他太多的回忆。
绿树掩映中的赖肖尔馆在东京女大校园的一隅，宁静而略显得有些冷清。走进大门，底楼是客厅和厨房，客厅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房内的家具摆饰一如当年。站在二楼窗前，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柚子树，时值深秋，枝头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实。每到黄昏，衬着天际绚丽的晚霞，映入眼帘的景色就宛如一幅图画，美不胜收。我每天坐在那张留下昔日主人手泽的书桌前读书写字，时而会思绪飘扬，浮想联翩，想象着这幢房子曾经的主人当年在这里玩耍、生活的情景。白云苍狗，人生如寄，大自然的铁律已令一代风云人物相继凋零。岁月无痕，物是人非，睹物思人，令人感慨不已。我在赖肖尔馆一住就是大半年，如今这幢历经百年沧桑的老房子已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或许我也成了它最后的一位客人。这段经历使我难以忘怀，其也成了我对赖肖尔情有独钟的一个缘由。我后来一直想就赖肖尔写点什么，可是由于疏懒，最终没有写下片言只语。这次有机会把他的书翻译出来，当写完译稿最后一个字时，我如释重负，心里突然间感到一种满足，仿佛了却了多年盘踞、纠结在心头的一个愿望，我把这本书的翻译视作是对我的同行前辈、这位东亚研究的学术大师的致敬。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我姐妹和弟弟的关心和支持，至为珍贵的亲情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刘一维君从遥远的大洋彼岸通过邮件为我释疑解惑，书中的许多注释也都是出自一维君之手。
王新华先生是我多年的同事，新华先生温良敦厚，获悉译稿完成后，其把书的出版视为己任，劳心耗神，多方联系，其诚感人。
李海英博士秀外慧中，我在大学供职期间，海英还是一名学生，如今这位医学博士已成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的掌门人，把刊物办得风生水起。海英古道热肠，为了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四处寻访相关人士，竭尽己能。但书的出版并不顺利，颇费周章。为了解决版权问题，译者煞费苦心。
原著初版于1960年代，距今已近一个甲子。岁月沧桑，世事播迁，当初设在纽约的出版社如今已无可寻觅，了无踪影。就在译者为寻找相关线索而一筹莫展时，我的姐姐刘克燕和她的女儿邬思绮施以援手，倾力相助。姐姐先在纽约寻访，后又去华盛顿，不辞辛劳，八方奔走。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寻找到了此书的版权持有人。
徐炯先生十分关注本书的出版，倘若没有徐炯先生的鼎力相助，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延宕多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我心仪的一家出版社，期望在这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译作是我多年的夙愿，正因如此，我由衷地感谢总编辑史领空先生的厚爱，使我美梦成真。
责任编辑张吉人先生恪尽厥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本书的尽善尽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遇到一位如此睿智、敬业的编辑，对译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全书的编排得到了我的学生肖巧莲的倾力协助，巧莲聪慧，心细如发，书中诸多细微之处无不融入了她的机杼绮思。在终稿编排时还得到了嘉应大学李青青、方泽玉、陈彦菁诸位同学的热心帮助，她们淳朴、热情、阳光，当时的情景已成为关于这本书的记忆中的一个令人感到温馨的片断。
当然，必须要感谢的还有罗伯特·赖肖尔（Robert Reischauer）先生。罗伯特·赖肖尔先生对本书的版权使用慨然允诺是本书得以问世的必要前提，同其父亲一样，罗伯特·赖肖尔先生对中国满怀着美好的情感。虽然在这个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科技的进步已使地球变为村落，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要寻找一位素昧平生并不相识的人仍无异于大海捞针，绝非易事，所以因为此书的关系而同赖肖尔父子两代结缘于译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赖肖尔一生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哈佛燕京学社对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予以了关注，社长佩宜理博士在给译者的信中这样写道：“赖肖尔教授自传的翻译出版不啻是个喜讯，时至今日他仍被人们怀念，让人感到温馨，在哈佛燕京学社，赖肖尔是个备受崇敬的人。”
赖肖尔先生一生钟情于东亚研究，念兹在兹，青年时代他在中国生活过，赖肖尔曾动情地回忆过在北京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当时中美关系尚处于隔绝的状态，赖肖尔仍期望着两国关系的解冻，并做出了殊为可贵的努力。倘若得知自己的这本书现在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作为作者，想必九泉之下赖肖尔定会感到欣慰的。
刘克申
2014年冬于美国佛罗里达劳德岱堡
2019年秋改于梅州嘉园亮湖楼
“最好的历史学家，
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奠基人，
赖肖尔眼中的美国与日本
《我的两个祖国》
（美）埃德温·O.赖肖尔 著
刘克申 译
定价：78元
书号：9787532786695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内容简介
赖肖尔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把日本视为他的第二个祖国。在这部自传里，赖肖尔用他的生花之笔描绘了孩提时代在日本的生活和后来在欧洲、中国、日本的游学经历以及哈佛的求学生活。
作为学者，赖肖尔一生致力于日本和东亚研究，是哈佛日本研究的草创者，也是哈佛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筚路蓝缕，如今哈佛大学已成为东亚研究的重镇。
作为外交家，赖肖尔经历过二次大战，战后他出使日本。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波诡云谲，作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赖肖尔的这部自传为历史留下了他的证言。
作者简介
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中文名赖世和，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73年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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